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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的漩涡:太平天国是如何走向崩溃的?

时间:2016-09-09 17:56:39  来源:网易新闻  作者:跌名

太平天国前期领导集团由天王、东王、西王、南王、北王、翼王组成。名义上,天王是上帝教的教主,是太平天国的君主。东西南北翼五王是天王可以称“胞”的领导成员,东西南北四王为军师,相当于太平天国的政府首脑。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据有代天父、天兄传言的权力;南王冯云山为上帝会的创立者,早期是与洪秀全并称的上帝会领导,后来地位仅次于东王、西王;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是最后进入领导集团的,东王可节制西南北翼四王。

因此,太平天国前期领导集团的权力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天东西南北翼—天东西南北—天东西南—天东西—天东—天”的纵向层级。随着南王、北王相继去世,这个纵向层级顿变为“天东北翼—天东北—天东—天”,使东王的权力失去了制衡,代天父传言的东王日益骄横起来,他与其他领导成员特别是天王洪秀全的矛盾日趋尖锐,最终导致185692日凌晨天京事变的爆发。

上篇

洪、冯、杨、萧构成上帝会最早的领导集团,为了制衡杨、萧,洪将韦、石引入。洪秀全东乡称天王,保留最高地位,但杨、萧却超越冯,确定了太平天国前期高层的基本权力格局,“五军主将制”的建立,就是这种权力格局形成的标志。随后的“四大军师制”和封五王诏进一步理顺了领导集团成员相互间的关系。永安分封不久,冯、萧相继战死,稳定的权力结构失去平衡,再无人可以制衡杨秀清。

有事聚商  得计便行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四次科考失败大受刺激的洪秀全,受基督教小册子《劝世良言》启发,结合自己曾做过的“升天异梦”,创立主张黜邪崇正、斩邪留正、敬拜真神皇上帝、反对偶像崇拜的上帝教。因在家乡广东花县一带传教效果不甚理想,他与最早入教的冯云山一起赴广西贵县等地宣扬教义,吸引了部分乡民信众。18441847年间,洪返回花县著书,充实上帝教的理论,冯则深入贫苦烧炭工聚居的桂平紫荆山开辟根据地,组织上帝会,奉洪为教主,建章立制。冯的最初努力,奠定了洪、冯二人在上帝会的领导地位。

1847年,洪秀全到紫荆山区与冯云山相会。随后两人带领上帝会会众展开捣毁神坛庙宇的斗争,引起了地方乡绅的忌恨和不满,冯云山先后两次遭到地方官府的拘捕。第二次被捕后,他在狱中患病甚重。18483月,洪秀全返广州设法营救。冯是紫荆山上帝会的直接创建者,在会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身陷牢狱,自然引起会众们极大的愤慨和不安。洪走后,会众以“科炭”(每卖出百斤炭就抽出部分炭钱存起来)集资,向官吏和差役行贿,救出冯云山。冯赶回广东,谋与洪秀全会晤,两人几经辗转,直到18492月之后,才在家乡花县再聚首。

正是在此期间,由于冯、洪脱离紫荆山上帝会会众,会众中一度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18486月,以耕山烧炭为业的杨秀清借用民间“降僮”的方式,伪托天父下凡传言,态度严厉而肃穆,揭发上帝会的“叛道者”,劝人为善。同年10月,“自耕而食,自蚕而衣”的萧朝贵步杨秀清后尘,也以同样的方式,伪托天兄耶稣下凡。他们借此安定了众心,稳住了局势。

当时在上帝会内部,伪托“有神附体”传言的,并非只有杨秀清、萧朝贵两人,对于多人的“传言”,上帝会的兄弟们都做了记录,但只有杨、萧的传言得到洪的认可。洪秀全认定两人的传言“一部分是由上帝而来”,而其他人的传言是“为魔鬼附身而说的”。作为上帝会公认的领袖,他的判定授予了杨秀清、萧朝贵分别代表天父、天兄发号施令的权力。从此,天父、天兄被杨、萧引到凡间,附在他们身上,成了可以根据其需要,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至高权威,而洪秀全反居次要地位。上帝会的实际领导权,逐渐由洪、冯向杨、萧转移了。

在权力转移之初,杨、萧的“传言”还是极力维护洪、冯权威的,如杨代天父传言说:“众小尔要一心扶主,不得大胆。”萧代天兄传言说:“众小弟,要一心向紧秀全,扶起秀全也。”甚至洪问天兄“太平时军师是谁乎”时,萧代天兄答:“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俱是军师也。”冯云山作为军师,此时尚放在第一位。在杨、萧早期的多次传言中,如领导集体多人同时出场,列名顺序依然是洪、冯在前,杨、萧在后。

洪、冯会合后,18495月,二人返回广西,一方面继续加强上帝教的传教工作,领导上帝会众与地方乡绅地主的斗争,使上帝会在各州县迅速发展,建立起桂平、贵县、平南、陆川和广东信宜等五大斗争基地;另一方面,他们也在考虑如何面对领导权力转移的问题,感觉到需要加强对上帝会的集体领导,以消弭杨、萧代天父、天兄传言的影响。

为此,洪、冯引进在上帝会中较有威望的韦昌辉和石达开、秦日纲等人加入领导层,并与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和石达开各依齿序,结成异姓兄弟,同尊皇上帝为父亲,耶稣基督为长兄,而洪秀全为二兄,冯云山行三,杨秀清行四,萧朝贵行五,韦昌辉行六,石达开行七。并约定“有事聚商于一堂,得计便行”。这样就将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结合起来,也是对杨、萧的有效制衡。在代天父、天兄传言时,杨、萧凌驾于洪、冯之上,但在世俗权力中,洪、冯在杨、萧之上,洪、冯的领导地位得以继续维持。

杨萧联手  后来居上

随着上帝会势力的持续发展,他们与各地团绅地主势力的冲突与斗争日趋激烈。而到1850年金田起义前夕,上帝会领导集团的内部关系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洪秀全虽然人在广西,而且深感“妖魔十分作怪”,但除了恳求“天父天兄大作主张”,大小事务悉听“天父天兄”主裁外,自己并无多大作为,只是说“有天父天兄在,小弟不敢大胆也”。他也意识到,所谓的天父天兄主裁,实际就是杨、萧二人主政,故他有“天下万郭都靠秀清、朝贵二人,岂有不做得事”的说法。虽然杨、萧以“牡丹虽好,也要绿叶扶持”相慰,但上帝会的权力仍在继续向杨、萧倾斜。

杨秀清一度利用“耳孔出脓,眼内流水”的毛病装聋作哑,宣扬自己受天父差遣下凡代世人赎病,以试探上帝会弟妹心肠。他居于幕后,不想理事,而由萧朝贵出面,代天兄传言,发号施令,指挥一切。这是杨、萧在金田团营前夜联合掌权、执行领导的特殊方法。这些情况表明,此时上帝会领导集团的权力结构并不稳定。

团营是指各地的上帝会会众遵照动员命令,从四面八方向桂平金田村集中,它是誓师起义的第一步。杨秀清“病愈”登场,坐镇金田,主持团营,掌理军务,而韦昌辉家则是谋划和指挥团营、起义的大本营。至185012月底止,除广东信宜一支队伍没有到达外,其他各路人马都已完成团营任务,并且按照上帝会大本营的要求编立营伍,驻扎待命。各地会众聚集到一起,最为迫切的是加强对会众的管理,团营之后各方面的管理制度是由洪秀全、冯云山建立起来的,特别是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冯为此做了大量文书工作。

上帝会众金田团营引起了地方统治者的恐慌,他们决定集中兵力进攻金田,洪秀全、杨秀清迅速动员会众万人,分兵数路,埋伏在金田外围各地,于1851年元旦取得了金田蔡村江之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上帝会男女。为了加强对队伍的约束,洪秀全颁布了五大纪律诏:“一遵条命;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和傩,各遵头目约束;五同心协力,不得临阵退缩。”

1851111(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正值洪秀全38岁生日,上帝会众在金田村“恭祝万寿”,誓师起义了。洪秀全将编立起来的上帝会会众队伍称为太平军,以“太平”命名所要建立的国家,把国家的领导中心称“太平天朝”,自称“太平王”。金田起义意味着与清朝政府你死我活的政治对抗,也意味着更大规模武装斗争的开始。起义之后,太平军移营大黄江口,西出武宣县,洪、冯亲身督战,三里圩大战告捷,群情欢呼。323(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太平王在武宣东乡正式“登极”,改称天王,封立幼主,并更号“太平天国”。

为了适应战事的需要,洪秀全又建立“五军主将制”,以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这一新制度实际上提高了杨秀清和萧朝贵在权力格局中的地位,他们正式超过冯云山。所以,杨秀清对洪秀全改称天王亦表赞同,承认要维护天王的权威,他对全体太平军将士代天父传言说:“众小尔们要一心扶主,不得大胆。我差尔主下凡作天王,他出一言是旨,是天命。”

洪秀全登极和“五军主将制”,确立了太平天国前期领导集团基本的权力结构。

永安分封  一枝独“秀”

洪秀全东乡登极后,太平军北击象州,回师紫荆、金田,分前、后两军驻扎。洪秀全以紫荆山茶地为中心,在冯云山、石达开的协助下,分兵于猪仔峡、双髻山、花雷村和大坪村等地设防固守,严防武宣、象州西北两路,是为后军。杨秀清以莫村为总部,在萧朝贵、韦昌辉、胡以晃等的协助下,于新圩、盘龙、安众、金田等地扎营,控制着思盘江与鹏化水之间的几十里平川,是为前军。

在清军猛攻之下,猪仔峡、双髻山易手,紫荆山后路屏障洞开,1851815日,天王洪秀全在桂平茶地发布移营诏令,并强调“此是前时行营坐营铺排如是,今宜听东王将令”。这一诏令,明确了太平军的编组情况和指挥关系,也表明:太平军领导核心的权力重心,已进一步从洪秀全向杨秀清倾斜。很快,杨秀清即公开以“军师”名义对外发布文告了。

洪秀全当时设四大军师:左辅正军师杨秀清,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前导副军师冯云山,后护又副军师韦昌辉。四大军师排除了石达开,某种程度上也是权力结构的一种变化。

接着,因风门坳失守,太平军缺盐少粮、病伤增加的问题日趋严重,不得不东进平南。他们沿路挖断山梁,择险设伏,并在鹏化分军两路:左路军由洪秀全、杨秀清亲自统率,从鹏化、罗简至花洲,翻越枫木界,进入大同里;右路军由精锐战士4000余人组成,在萧朝贵、冯云山的统率下,从鹏化直入惠政里,一举占领思旺圩。右路军从思旺调出3000余人,与清军在官村展开决战,萧、冯临阵指挥,取得大捷后,改道东出,速趋大旺圩,与洪、杨会合,准备新的进军。

官村大捷以后,太平军摆脱了长期遭受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集中大旺圩,重作部署,分水陆两路向桂林南面的永安州进军。以茶地移营时韦昌辉统率的右军调归前军,在萧朝贵的统一指挥下,与石达开、秦日纲、罗大纲等率领的精壮战士约4000人,组成机动能战的陆路军。以冯云山统率的后军与中军联合,率战士3000余人,保护老弱妇孺、全军辎重,从大同江而下,是为水路军。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与胡以晃均由水路前进。

不难看出,进军途中多次分兵或分路时,领导集团注意到了领导成员的不同组合,从而实现既能相互制衡,又使各个高层精诚团结、共同对敌的目标。

太平军以迅猛的进军,仅十日间,即于925日攻克永安州,取得了起义以来首次占领城池的大胜利。101日,洪秀全在万众欢呼声中坐轿入城。自此,太平天国起义从单纯的游移作战,转入武装斗争与政治建设并举的新阶段。

1217,洪秀全以天王名义发布封王诏令,确认军师均可称王爷,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并以“羽翼天朝”为要求,封石达开为翼王。又规定“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刊刻颁行《天父下凡诏书》,“庶使通军熟读记心”,进一步确立了杨秀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崇高地位和权力。

洪秀全驻跸的“天朝”由永安知州衙署经过一番精心装点而成,杨秀清的东王府在“天朝”东侧的原捕厅署内,萧、冯、韦、石也都各有府第。杨秀清在肃奸防谍方面大显权能,萧、韦主要负责城西、城东的战防,冯云山则长于继续创立和完善各种制度,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创制太平天历,以太平天国纪年,兑现了洪秀全“开创新朝”的宏图大愿。

“西、南”崩塌  东王坐大

太平军在永安的占领区毕竟过于狭小,战斗和生活的消耗较大,加上清军封锁持续加强,不久太平军内部就出现了军需匮乏的危机。而清军经过长期的运筹调度,已从桂林、雒容、桂平及广东各地汇集大批二千斤至八千斤的各式大炮,进入永安战场。

185244,天王洪秀全向全军发布了破围诏令。第二天,以罗大纲率领的精兵约2000人为破围先锋,全军男女顺利离开永安,途中痛歼清军,继续北上,417午刻,前锋进抵桂林城外。太平军战力上装备上处于劣势,兵员又少于清军,无法对桂林形成全面包围并攻克之,519深夜主动撤离北去,路经全州。太平军本无意进攻全州城,只是计划借助此地的水路交通之便,加速进军两湖。但南王冯云山率领的后路军行至城外白马庙、柳山尾时,城内凤凰山上的守军发炮轰击,冯中弹负伤。洪秀全、杨秀清闻报大怒,立即下令前队众兵将回师,血洗了全州城。

65,太平军从全州水陆并进,船只200余号,满载辎重、老弱妇孺,从湘江顺流而下,行15里至蓑衣渡。清军居高临下,集中炮火向船队轰击。冯云山在战斗中因伤势恶化,医治无效,死于军中。这位足智多谋、忠诚国事的元勋不幸牺牲,给太平天国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领导集团中,四位军师已失其一,对杨、萧的制衡已有所缺失,导致太平天国前期权力格局的一次重大变化。

蓑衣渡受挫,洪秀全、杨秀清决定改由陆路前进,67日,太平军从全州向湖南挺进,612日,不战而克道州,随即又攻取江华、永明等地。虽然清军对道州形成“四面合围”之势,但官多怯懦之辈,兵皆“无律之军”,清军并不能对太平军发动像在广西那样频繁、激烈的进攻,太平军得以在道州驻留两月。在此期间,杨秀清力排众议,作出“专意金陵”的决策,得到洪秀全的肯定与支持,进军江南的主张战胜了转战广西的议论。

1852810夜,太平军撤出道州,经宁远、蓝山等县而克嘉禾县城、桂阳州城和湘南重镇郴州城。为了贯彻杨秀清的道州决策,萧朝贵提出即攻长沙的建议,得到洪、杨的赞赏。于是,调拨精锐2000人,由萧直接指挥,从郴州出发,疾进长沙省城。912,萧朝贵身穿黄袍,亲率牌刀手往长沙各处督战,忽被敌炮打来,正中胸膛,弹子穿身而出,几经抢救无效,死于长沙南门外军营。这位上帝会和太平军的重要领导者,天兄耶稣的代言人,遇战当先、英勇无比,他的牺牲是继冯云山战死之后太平天国又一重大损失。四位军师再失其一,只存其二。

后来向江南进军时,太平军仍以杨秀清、萧朝贵的名义,沿途发布“奉天讨胡”“奉天诛妖”和“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等檄文,申述民族大义,号召有志者起义,这说明西王的重要地位和象征性意义。西王的牺牲,对东王的权力又失一重制衡,也是太平天国前期领导集团权力格局的第二次重大变化,权力结构的纵向层级从此前的“天东西南北翼—天东西南北—天东西南—天东西—天东—天”转变为“天东北翼—天东北—天东—天”。

下篇

奠都天京后,东王日益骄横专擅,最终将军政大权收归己有,彻底地改变了太平天国前期领导集团的权力格局。东王集权威胁和损害的不只是北王、翼王,还有可能从根本上动摇天王的威权和地位,由此促成了天、北、翼诛杨同盟,并引爆天京事变。经诛杨、诛韦连串杀戮,天王不再相信异姓王,翼王负气出走,东王集权变成了天王集权。

“虚君”在上  “东、北”相争

当太平军主力抵达长沙时,离萧朝贵挥师攻城已整整一月,清军赢得了时间,增援部队陆续进驻。太平军至18521129日“三次轰城”不克,历时80天,军需粮饷日告短缺。时洪秀全在长沙城外获得美玉,命人制造“天王玉玺”。1129日玉玺制成,他自谓得自天赐,群情振奋,欢呼万岁。次日,太平军撤出长沙,占益阳,克岳州,兵分水陆两路北进,先后得汉阳、汉口,并围困武昌城20 ,终在1853112日破城。117日,洪、杨等进城,改巡抚署为天王府,杨、韦、石亦分别以藩署、臬署与学政署为王府。

当时石达开有“先行入川,再行回扰”的建议,而洪秀全除了主张“分军镇守江南”外,还有“欲取河南为业”的打算,而结果仍是杨秀清“专意金陵,踞为根本”的主张占了上风。太平军驻武汉不及一月,即顺长江东下,一路势如破竹,39日进逼金陵城外。攻城期间,杨秀清享有军政全权,在他的指挥下,金陵攻城战持续十天,19日城破,太平军取得自金田起义以来空前的大胜利。26日、28日、29日,北王、东王、天王先后入城。洪秀全以两江总督府为天王府,改金陵为天京,太平天国奠都于此。

定都天京初期,太平天国各方面的政制都在变化,领导集团的权力格局有所调整。总体而言,实行的是虚君制下的军师负责制,天王不管事,早期任命的四位军师只剩东王、北王,东王主政事,北王主军事。

杨秀清不识字,他通过东殿丞相所属的东殿簿书来处理繁重的政务文书。从广西向江南进军途中,韦昌辉本来主要负责筹饷和高层内部日常事务,现在掌握了军权。“不管事”的天王对东王、北王所做的这种权力格局调整,当然深具用意。但代天父传言的东王,肯定对此不满,他在不断贬抑天王威权的同时,极力争取对军事的主导权,而北王也在谋求东王的政务权力,由此一度演变成东王、北王共主军务、政务的局面。只是这样分享权力的状况难以持续,北王对天京城防的指挥权一直受到削弱,本应为天王服务的诏书衙,则日渐成为只听命于东王的机构。

北王韦昌辉“小有才”,且“奸诈”,意欲“一切专擅”的东王杨秀清,对他既妒嫉又防范。妒嫉的极端表现就是屡辱其身,而防范的具体做法则是剥夺了北王的军权,让地位稍次的石达开接手,“屡委(翼王)以军事”。

操弄权谋 机关算尽

185312月,石达开从安庆返回天京以后,东王令其参与政务管理,从东王诰谕、告示的承办情况和刑罚实施来看,政务重心亦逐渐集中到翼王身上。1854年,杨秀清曾一度宣称“垂拱而治”或“无为而治”,意在让石达开及其所倚重的夏官正丞相黄玉(石的岳父)放开手脚干,削夺韦昌辉手中的军政权力。北王“则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也就是阳奉阴违,以应对东王之“专擅”。

在不明内情的外人眼中,形成了此时太平天国军政事务是由东王、北王、翼王共同主导的假象。敌对阵营中由曾国藩幕僚张德坚主编的《贼情汇纂》中,便不乏这样的记载,阅史治史者对此应有正确的认识。

当然,迷恋于权力的东王不会对任何人完全放心,军务、政务委于翼王也只是权宜之计,燕王秦日纲成了东王防范翼王的棋子。石达开和黄玉日渐被冷落,反而是东王府六部尚书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得到重用的东殿尚书侯谦芳、李寿春能够参与决策。定都天京后的最初两年,随着军政大权集中到东王手上,东殿六部尚书就是东王管理太平天国军政事务的中枢,侯、李二人的权势甚至凌驾于北王、翼王之上。对于领导集团内部诸王,杨秀清加意防范,而对“群下”,则以两种手段维持安抚:一是“多任心腹,密布私人,逻察群下”;二是“阴察有才能可任者,以恩结之”。

此时,对军政大权集于一身的杨秀清来说,如何继续更好地掌控从前地位资历与己相若的同僚们,就成了他必须考虑的问题。尽管他可利用代天父传言的绝对权威,随时严厉处置潜在的竞争者,但仍须设法做一些至少看上去能服众的安排,才是长久之策。

洪秀全深处内宫,很少过问世俗的权力,似不构成太大威胁,而“失宠”的翼王以及燕王,早就只能听从命令,时而外出,时而调回,不易形成过大的势力。真正令东王担忧的还是颇工心计的北王。韦昌辉贵为军师,在军师负责制之下,本应享有大权。让他留在朝中,他会集结势力,伺机争权;让他外出带兵,又可能招兵买马,尾大不掉——总之是个很大的威胁。到底如何安置,杨秀清曾反复权衡,也有过多次对韦昌辉的试探。

而对在天京地位趋于边缘化的北王来说,只有外出带兵,他才有机会积攒资本,杀个回马枪。直至18566月,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天京之围解除,东王命他统兵赶赴江西战场,主持江西军务,他的机会终于来了。有了军力也有了底气,他才会在稍后天王、东王的较量中,适时地站到天王一边,趁机对东王及其势力大开杀戒。又由此滋生出更大的野心,促使天京事变升级,最后连自己一并葬送。

三王密盟 东王“升天”

太平天国的虚君制不是绝对的,天王洪秀全“奉天命以临民”,其国玺即为天玺,身为一国之君,享万岁尊荣,在天父传言缺位时,其威权不容置疑。尤其在一些重大的场合,天王威权的展示还是很隆重的,军师为臣(只能号称九千岁),在军政事务的决策程序上,最终还要由天王准驳,有时,他也会对自己感兴趣的事务发号施令。因此,东王集权的最后一道障碍依然是天王。

东王对天王采取以下两种手段:一方面,他刻意贬抑天王的威权。到后来,他朝见天王时,立而不跪,反以代天父传言为由,令天王长跪听受,在一些事务的决策上与天王故意唱反调,甚至借故杖罚天王。他还直接干预天王宫廷的内部事务,以天父的意旨确定重大典章制度的变更,竟直接告诫天王“自今以后,兄每事必与胞商酌而后行”。

另一方面,他制造自我神化的舆论和氛围,其出行或入朝,盛陈威仪,摆足威风,声言:“东王为天下万郭军师,大权尽归掌握。”他向参加天国科举的士子们宣称:“四海之内皆东王”。他的东王府号称九重天,诏书衙前的对联直书:“诏出九重天那怕妖魔施毒计,书成一统志岂容狐兔竟横行。”可以说,杨秀清的表现已达到了“威风张扬,不知自忌”的地步。如有合适的机会,他就准备取天王而代之,驾乎其上,使宗教权力和世俗政治权力,都集中到他一人之手。

东王的过度骄横,导致了他在领导集团中的孤立,北王、翼王对其独揽大权积愤难平,对所受的肆意凌辱更是怀恨在心。约在18545月至18566月间,他们曾私下商议诛杨,并将计划密奏天王,请求旨准动手。洪对杨的专横跋扈早就心怀不满,隐然有图杨之意,但此时杨还未从根本上动摇他天王的至高地位,对杨的擅权,他尚能稍忍。因此,他既未对北、翼诛杨计划表示赞成,“口中不肯”,却也不对此蹈天逆罪加以追究和惩罚。这并非意味着天王顾全大局,事实上天王、北王、翼王已结成诛杨的三人同盟,洪秀全只是在等待诛杨的最佳时机而已。

既然各方都在伺机出手,那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就势不可免。有学者以为,东王并未觉察到三人诛杨同盟的存在,其实不然,以东王对诸王防范和对群下“逻察”的严密性来看,他对此危险应当有所察知。不过,在他看来,只要将北、翼两王调离天京,三人同盟即形同瓦解,天王将被孤立,取而代之的时机就会到来。

18566月,太平军继上半年的一系列胜利之后,又攻破江南大营,气势正盛。东王果断采取行动,不再顾虑北王外出可能带来的风险,以巩固胜利成果为名,派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分头前往江西、湖北和丹阳督师。随后,他以“功大”自矜,“令其下皆呼万岁”,不从者皆被杀,以试探天王的反应。此时朝中遍布“东党”,天王与北、翼音讯隔断,感到无力与东王抗衡,唯有静以待变,后发制人。东王见天王没有动怒,自以为时机成熟,遂得寸进尺,在得到清方劲敌向荣(以钦差大臣身份主持江南大营)因兵败而身死的消息后,822,他“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

东王逼封万岁,等于直接挑战天王的威权和地位,也将整个改变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权力结构,这是天王内心无法接受的,双方摊牌,彻底决裂的时候到了。但为了留出应变的时间,洪秀全假意承诺加封,约期923日杨秀清生日时正式晋封其为“万岁”,同时火速密诏北、翼二王起兵勤王。

刚刚遭东王斥责为“帮妖”(即通敌,太平天国惯称清方为“妖”)的秦日纲、陈承火线加入了诛杨同盟。封为佐天侯的陈承在朝中地位仅次于秦日纲,一度得到杨秀清信任,负责天朝文书情报的收发,诛杨密诏由他之手得以顺利地送达在外督师的北、翼、燕三王。身在江西瑞州的北王韦昌辉迅速行动,率亲兵3000人最先于91日赶回天京,92日凌晨围攻东王府,杀死了东王及其妻小,拉开了天京事变的序幕。

皇权迷梦  贻害众生

东王既死,太平天国开国四大军师仅存其一,那就是北王韦昌辉。

韦昌辉开了杀戒,一不做二不休,企图一举消灭所有“东党”势力。他指令部属在天京及外围大肆屠杀,制造白色恐怖,专横过于东王。幕后策动诛杨的洪秀全害怕北王此番滥杀,早晚会危及自身的地位和安全,遂急忙召翼王起兵诛韦靖难。1856926日,石达开赶回天京,他不同意天王诛韦的主张,而是出面劝阻北王。但杀红了眼的韦昌辉不听,反而要挟天王悬赏翼王首级,图谋加害。石达开被迫逃离天京,避走安徽,其全家惨遭北王屠戮。

翼王到安庆后,以为东王复仇相号召,召集部众,组织讨韦军,进扎宁国、芜湖一线,虎视天京。而韦昌辉居然令利智昏,欲取天王而代之,岂料洪秀全绝地反击,以天王身份号令天京军民“围北贼居,尽杀其妻小”,并将韦昌辉首级解至宁国,让石达开验视,请他回京。翼王则提出诛杀参与滥杀的秦日纲和陈承作为回京的条件,得到天王的让步之后,翼王二次回京,1128日秦、陈二人受诛。

备受东王欺压,又亲见北王肆虐的洪秀全,自此不再相信任何异姓王,故回京后的翼王得不到天王信任,没有顺理成章升地为军师,只是被诏擢为通军主将。洪秀全同时升封自己的两位兄长为安、福二王,与翼王共理朝政。石达开受制于平庸猥劣的洪氏兄弟,相互间疑忌日深,他自感壮志难酬,为免重蹈杨、韦被诛的覆辙,遂萌生去意。

185762,翼王再度从天京出走,长江沿岸部属将士纷起响应。尽管天王一再诏请返回,但翼王义无反顾,“竟不复回”。翼王的出走,使天京事变由领导集团的内部分裂,升级为太平天国整体的重大分裂。至此,前期领导集团核心的天、东、西、南、北、翼六王,只余天王孤家寡人,洪秀全所谓“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的提法清楚表明,天京事变后,天王集权成为事实。

诛杨、诛韦与翼王出走,为天京事变的三大焦点。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点,高中级骨干人才在事变中大量丧生,中央军政机器一时难以正常运转,人才危机随之而来,中枢软弱、内轻外重的局面逐渐形成,且长期得不到根本的改变。军事上,大批老将士的丧失严重削弱了太平军的骨干力量,直接导致了太平天国此后的战略退却。天京上游湖北、皖南腹地和江西先后沦陷,湘军兵锋直指皖北,下游又失去溧水、句容、镇江、瓜洲等地,天京再次陷入清军包围。

事变所造成的更深远影响,是它导致了天国将士军民的信仰危机。上帝教的天父代言人被弑,兄弟相残,人们对洪秀全极力宣传的上帝教产生了厌倦和怀疑,文武官员更关心或贪求的,是自己的官爵、地位和享乐,难免各怀异心,各有所图。太平天国中央领导集团勾心斗角,不能形成强有力的中枢控制,导致政局败坏;在其控制的地域里,地方实力派坐大,屡屡与中枢相抗衡,加剧了战略上的分散主义。曾盛极一时的太平天国,虽仍坚持斗争八年之久,但无法避免一步步走向衰落和败亡的命运。

从今天的视角回望,天京事变发生的深层根源在于,出身农民阶级的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等人身上浓重的小私有者的局限性。他们是天然的皇权主义者,也必然是皇权主义思想的受害者或牺牲品,伴随着太平天国运动迅猛发展,领导集团内部权力结构变得愈加复杂,他们无法有效地加以处理。

宗教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权力的纵向传递与横向制衡,权力职能的分工与合作,以及权力的实际运作与代位继承等,都需要有合理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远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国门乍开、民智未萌的时代,要完成这一系列构建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承担的繁重政治任务,显然超出了洪、杨等人的思想水准和管治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天京事变的发生是必然的,而太平天国的最终失败也是必然的。此结论不影响我们对太平天国历史意义和历史作用的正面评价,也不会成为某些人妖魔化太平天国的藉口。

历史的悲剧性,更能彰显理性的力量。我想,这是160年后再回顾那场扑朔迷离、血雨腥风的重大事变时,我们所应秉持的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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