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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起义的背景分析

时间:2016-09-02 15:40:40  来源:网络  作者:跌名

太平天国起义发起于广西客家山区, 最后在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区, 特别是苏南和浙江建立起较稳定的统治。由于太平天国的策源地与其农村政治主张的主要实践场地理空间相距数千里, 自然和社会经

济条件迥异, 因此史学界习惯于对这两个地理单元作单独研究。然而无论是经济落后的广西, 还是富庶的江南地区, 其社会状况在太平天国起义前均表现出同样的特点, 即由于人口与土地的矛盾而导致

的土地问题和由于地方行政腐败而导致的社会不公问题突出。因此将这两个地理单元合在一起研究, 作为太平天国起义的背景分析。

( ) 太平天国起义前广西农村社会状况。太平天国兴起于广西,

行为方式与制度受广西社会, 特别是客家社会浸染颇深。广西是清代中国的落后地区之一,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文化沉淀, 都无法与富庶的江南地区相比。清朝庭每年在广西征收的地丁银仅为69 万两,

而在经济发达的江苏和浙江则分别为3 5 8 万两和2 8 0 万两, 而且江、浙还要负担漕粮。广西的人口虽然从顺治十八年(1661)113.6万逐渐增长到道光20 ( 1840 ) 763. 3 ,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时的咸丰元年( 1851 ) 更增长到782. 3 , 但是这一时期耕地面积却仅从1661 年的53939 顷增加到89620 顷。  广西境内山岭横亘, 与外界交通不便, 土地贫瘠, 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以浔州为例, 浔州府志!记载: 道光十三年癸巳, 桂平蝗。十四年甲午夏, 浔州蝗, 复大水。七月初七日, 桂平大宣里鹏化、紫荆、五指三山水同发, 平地深三尺, 岁大歉。十五年乙未, 平南蝗食草木百谷殆

尽。十六年丙申, 平南再蝗。十七年丁酉春三月朔, 浔州雹, 大如斗。二十年庚子六月, 浔州大旱。道光二十八年八月至十二月, 大旱。恶劣的农业生态使广大农民的生存状况岌岌可危, 使他  们近乎陷入绝望, 而腐败的地方吏治更加重了他们的苦难。嘉庆道光以来, 全国范围内由于税收弊端引发的社会矛盾在经济落后的广西也很尖锐。民国陆川县志载:夫广西之民, 身之有丁也, 既税以钱, 又算以米, 是一身而输二税。殆前世弊法, 今既未能除, 而又益以役钱, 甚可悯也清初沿前代旧制, 地丁分二项征税。查陆川职田、民田及民塘, 既征亩税科粮米, 又编征四差银, 是敷之田米也, 而人丁复有税, 是一身而输二税也。税制混乱之外, 因胥役包揽田赋征收而导致的弊端, 尤其积重难返:县征收田赋名目繁多。每届上下忙,悉由各卯铺包揽征收, 小民输纳时, 恣其鱼肉, 吆喝恐吓,无所不用其极,大为地方之害。在这些胥吏把持下, 小户自然要比大户承受更重的盘剥。民国隆安县志载:嘉庆庚辰,钟皆山邑候苈任伊始, 有不肖之户科除干办银一千两外, 更增加月规一款, 月加银一百五十两, 一年该银一千八百两于是暗设金字号,征银一两以上谓之大户, 九钱以下者谓之小户。征银九钱纳更多于一两, 征银八钱者纳更多于九钱。类而推之, 愈小而愈加, 甚至于分厘之莫可纪极者。行之数十年间, 几为常例。广西的土地集中情况因为此种苛刻税收而呈日益加剧之势。如平南的土地, 在乾隆、嘉庆后便日益集中, 鸦片战争后情况更加恶化, 总计地主占有全部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而桂平县的甘皇岭村,全村耕地面积四百多亩,本村人占地一百六十亩,约三百亩田地为外村地主占有,全村大多数人没有土地, 只好租种别人的田。太平天国起义发生地金田村在起义的前夕, 全村水田约七百五十亩, 全村人口约三百二十人, 韦氏家族和谢氏家族占有一百十亩, 另有八户各占有土地四至十亩不等。而其余的人共有土地六亩, 其中绝大部分无土地。全村人口共占金田村范围内土地共二百八十多亩, 还有四百四十多亩为外村大地主占有。土地集中问题还表现在土地肥瘠不均上。如桂平县土地,有山居、陆居两种。山居去江远,而无水患。山下出泉, 雨则山上流水尽会田中, 祁祁半天, 胜于平原两日之霖, 加以闸堰涧溪之挹溉而无旱患。枯草腐木堆积在上, 随雨坠田, 故土深泥腴而无瘠患。因是, 本微利巨, 劳少功多, 勤者为两造。怠者一造已足, 但是其田多为富室所有。而陆居土地则由于黔、郁两江面狭岸高, 春夏水涨骤溢, 受季节水文影响过大, 水旱灾害频繁,故三年之耕, 恒不足供两年之食, 甚或一年之耕, 不能酬一年之种。土地的集中必然伴随着残酷的地租剥削。这种状况在乾隆嘉庆时期广东客民大量涌入广西后变得日益突出。桂平山间佃众田稀, 供不及求, 谋耕急切, 则租约必重。岁万供所获之半于田主,自非岁时大变,则成分不能稍减,又山中距江既远,故佃租必每石加十斤或二十斤, 以作田主运销之费, 租或短供, 则易佃之声立至。处舟舶不通之地, 力稀而外谋生之路少。上者远出地方, 居肆作匠, 次则执鞭巨宅, 领略余, 下则奔伺公门, 厕身皂隶。道光年间, 桂平大宣里的田租,大多是百种千租, 随后就增加到百种二千租。贵县庆丰村的地租,最初是四成五成, 后来收到六成七成, 该村地主邓石梅的田租占收获物的百分之八十;湛江村则每年田租要交收获稻谷的一半以上。平南的地租,一般占佃户收获物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武宣东乡的地租,一般占收得净谷的六成。可见,地租占收获物一半以上的现象,在广西非常普遍。  另有三类社会因素为当时广西所特有, 它们加剧了广西 社会状况的恶化。  其一, 落后的文化直接影响了广西地方官与绅士的政治  敏感度和应变能力。广西文化在全国的落后地位是与广西落后的经济社会水平相一致的。从顺治到道光年间, 各省入翰林院的士子数, 经济发达的江苏和浙江各为69 0 580 , 而广西仅为91 人。广西本省士子出官入仕的机会远不及文化发达的省份, 这一现象势必影响到广西绅士阶层的行政能力。更致命的是, 面对山雨欲来的危机局势, 广西士大夫却沉湎于对桐城派古文家的追逐模仿之中。正如龙盛运先

生所分析的那样: 这种情况一方面使他们不敢也不可能对失职大吏进行斗争, 另一方面, 广西地主阶级也不可能自行采取有力措施来镇压农民起义。  其二, 土客矛盾这一具有广西地方特色的社会问题

对太平天国起义形势的形成至关重要。关于这个问题, 史学界多有论述。如梁碧兰在太平天国时期的土客团练! 一文中, 就注意到广西社会无论土客都厉行军事化, 以求在斗争中取得优势的事实。她同

时注意到: 一方面日益强大的土客地主团练为了镇压民众反抗, 有逐渐结成反动联盟之势; 另一方面以客家贫苦山民为主体的拜上帝会众, 被迫日益政治化与军事化, 宗教团体因而逐渐转化为具有明确政治目标的军事团体。笔者认为,太平天国兴起于广西客家社会,拜上帝信仰的输入促进了广西客家山

区的军事化进程, 并最终发展为太平天国起义。正是在这种严峻而复杂的社会背景下, 太平天国起义最终在广西爆发了。其三, 广西经济社会的落后, 不仅表现在农业生产能力上, 还表现在商品经济水

平上。广西商业落后, 在全国贸易体系中, 广西甚至沦为邻省广东的附庸。广东商人向广西贩送绸缎、布匹等手工业品和奢侈消费品, 而从广西贩出大米等初级农产品。在这种交易中, 无论是经营规模

还是经营水平, 广西本省商人都无法和广东等外省商人比肩。被广东等外省商人主导的商业活动中心主要分布在江河附近。如桂平县江口圩, 做生意的多是广东人从广东来的有蓝布、鸦片烟;贵县的戎圩

在当时广西圩镇中商业算是第一位,在乾隆、嘉庆年间,  生意比梧州热闹, 梧州的货物要到戎圩采买, 故有交易戎圩占上游, 各江之物尽通流, 任教百货能消聚, 买卖公平帐易收#之称。这些掌握广西商业命脉的广东商人, 还十分善于做高利贷生意。广东人会做生意, 在荒年或青黄不接时, 他们借钱给农民, 到收割时便按时价还谷米。农民向他们借谷米,借一石还一石五斗,到秋收时还,则要一石七斗。这

样在每年收割时,商人向农民收买谷米,价钱由他们决定, 定得很便宜, 到青黄不接时, 他们又高价卖出, 剥削穷人。广东商人经营的典当业,利息也十分苛刻。象州城内有不少当铺, 都是广东人开的,

押为期三年, 年息三分, 小押为期一年, 利息是九出十三归。广西在全国贸易势; 另一方面以客家贫苦山民为主体的拜上帝会众, 被迫日益政治化与军事化, 宗教团体因而逐渐转化为具有明确政治目标

的军事团体。笔者认为,太平天国兴起于广西客家社会,拜上帝信仰的输入促进了广西客家山区的军事化进程, 并最终发展为太平天国起义。正是在这种严峻而复杂的社会背景下, 太平天国起义最终在广西爆发了。其三, 广西经济社会的落后, 不仅表现在农业生产能力上, 还表现在商品经济水平上。广西商业落后, 在全国贸易体系中, 广西甚至沦为邻省广东的附庸。广东商人向广西贩送绸缎、布匹等

手工业品和奢侈消费品, 而从广西贩出大米等初级农产品。在这种交易中, 无论是经营规模还是经营水平, 广西本省商人都无法和广东等外省商人比肩。被广东等外省商人主导的商业活动中心主要分布

在江河附近。如桂平县江口圩, 做生意的多是广东人从广东来的有蓝布、鸦片烟;贵县的戎圩在当时广西圩镇中商业算是第一位,在乾隆、嘉庆年间,  生意比梧州热闹, 梧州的货物要到戎圩采买, 故有交易戎圩占上游, 各江之物尽通流, 任教百货能消聚, 买卖公平帐易收#之称。这些掌握广西商业命脉的广东商人, 还十分善于做高利贷生意。广东人会做生意, 在荒年或青黄不接时, 他们借钱给农民, 到收割时便按时价还谷米。农民向他们借谷米,借一石还一石五斗,到秋收时还,则要一石七斗。这样在每年收割时,商人向农民收买谷米,价钱由他们决定, 定得很便宜, 到青黄不接时, 他们又高价卖出, 剥削穷人。广东商人经营的典当业,利息也十分苛刻。象州城内有不少当铺, 都是广东人开的, 大押为期三年, 年息三分, 小押为期一年, 利息是九出十三归。广西在全国贸易体系中的不利地位, 以及本省

商业为外省尤其是广东商人把持的事实, 更进一步妨碍了广西人对新经济因素、新文化信息的接受。广西在太平天国起义前的社会状况, 总体而言十分恶劣。这一切无疑深刻影响到太平天国起义者未来的农村建设。首先, 广西落后的社会经济、尖锐的人地矛盾, 特别是激烈的土客矛盾, 使土地成为了广大农民最基本、最神圣的诉求。这主要表现在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 中。其次, 广西闭塞的交通、落后的文化和低下的商品经济水平, 限制了广西民众甚至是知识分子以及太平天国领导人的眼界。最后, 广西官府对待社会矛盾的消极态度、地方绅士缺乏地方行政积极性而表现出的应付社会突发事件的低下能力、土客械斗向地方军事化的转变与强化, 这一切都便利了拜上帝教与客家武装团体的有效融合, 同时也使客家族群的族群心态与拜上帝教的一元化世界观相结合。这使后来的太平天国起义者容易陷于自我孤立与隔绝、过于恪守本团体的价值观, 拒绝与其他族群的亲近与交流。以上这一切都深刻地影响了太平天国起义者的政治行为。  ( ) 太平天国起义前江南农村社会状况。太平天国起义发起于广西客家山区, 但起义者最终却走出广西, 在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区建立起较稳定的统治, 并开始影响当地社会。在初期太平天国起义者主要活动于安徽、江西, 后期则主要活动于江苏和浙江。江南地区是中国主要的农业地区,是中国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地, 担负着北方漕粮的供应。但在太平天国起义者征服江南前, 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已面临巨大危机, 增长空间已经十分狭窄。以常熟县为例, 受水旱自然灾害和自然增长瓶颈的影响, 主要农作物的市场价呈不断上升趋势, 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价格也一路上扬。米价嘉庆初已渐增, 十三年春,升米三十五六,夏秋至六十。次年升米尚四十八。十九年大旱, 升米至五十四, 其间常价亦必四十, 道光三年大水, 升米不过钱四十二, 是官长调度得宜也。后二十年来升米以钱三十二三为常, 惟十四年因岁频歉, 升米至五十二。近五年来,升米仅二十二三, 为罕也。棉花价自乾隆年间开始增长,波动频仍, 但常价终在四千 , 惟乾隆五十九年雨荒, 冬春价至十一千。嘉庆九年水荒, 次年价至九千, 后复旧。十九年大旱。二十年价至八千四百。道光元年以连岁丰收, 价降至三千二三百。三年水荒, 次年春价至十一千。后数岁以四千四五百为常。十三年冬又至十千。十五年冬八千四百, 后复旧。二十年后, 连岁价至八九千。自二十四年而后, 价一落再落, 近又以五千为常价矣。田价至乾隆初, 田价渐长, 继而益昂。  社会经济形势的恶化必然伴生社会问题。江南地区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在漕弊和业佃矛盾两个方面。清朝漕粮事关国计民生, 国家设立漕务总督专门管理。但在地方, 漕务却由于地方官放任主管征收事务的皂隶营私舞弊而引发漕弊。时人柯悟迟追溯常熟漕务之弊, 始于嘉庆晚年, 漕书张奎扬即星灿把持勒折。道光初, 渐形肥瘠, 然偶有灾分, 尚无分大小, 迨十三十四两年, 叠患大灾, 荒歉固大, 原可业佃均沾, 自十五年秋收大可, 大僚奏请民力不舒, 仍缓荒额二三成不等, 漕书谓之活荒,每图若干,以费之多寡,定荒之大小,其时小户业田, 已不能注缓矣。漕书张奎扬如此骄横, 全因知县王锡九办漕不甚体恤, 荒额三分, 良懦者子粒不能注释, 刁顽者竟可全注, 所谓愈善愈欺。苏南地区的大地主, 本来就因为该地区多出高级官员而享受税收特权, 在面对广大中小农户反对漕弊的呼声时, 大地主大官僚更加袒护地方官和不良漕吏的行为, 结果地方官不论年之果否荒熟, 总以捏报水旱不均, 希图炎缓,借此可以影射。督抚不察灾之虚实, 擅以掩饰奏请, 从中谅可分肥, 绅官更生刁劣者不独不知输纳, 益且婪作县州浮收。其人曰白颈, 其银曰漕规, 奢华廪费, 逞此所欲。漕弊问题的恶化是清朝社会矛盾在江南地区的集中反映。吏治腐败与赋税沉重是漕弊问题的根源。漕弊问题的恶化令统治集团深感忧虑, 因为不堪盘剥之苦的广大贫苦农民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抗争。18 46 年农历正月二十一日, 梅李镇爆发了乡民冲击昭文公堂事件。乡民们愤怒地捣毁了专办漕务的胥吏蒋三的住宅。到五月事态进一步扩大, 归家市和老徐市的乡民张贴无名榜, 其实条银已贱, 如业户照旧收麦租者, 约期拆房屋, 他们在陈乡观音堂鸣锣集众, 至百人, 向各业户家勒贴,麦租价每斗只许一百六十,沿途逼人从走,次日声势又甚, 席卷整个东乡。七月事态延至镇洋县, 整个事态直到八月才平息。与漕弊相交织的还有沉重的地租剥削。江南地区虽然在全国属富庶, 但赋税仍显沉重, 特别到嘉庆道光年间, 人口大幅度增长的同时耕地面积却相对稳定, 人地矛盾加剧了地租剥削。江苏人口从乾隆五十一年(1786)3114.3万人增长到咸丰元年( 1851 ) 4430. 3 万人, 增加了40% 以上, 而耕地面积在1851 年却只有647567 , 比嘉庆十二年( 1812 ) 还要少[。加之江南地区要承担沉重的赋税和漕粮, 封建剥削无疑会进一步加重。苏州地区盛行的永佃制就是一项广大农民不得不忍气吞声接受的地租剥削形式。佃农租种地主土地, 先要交纳所谓顶手钱给地主, 这样土地在名义上才可以传给子孙。但是由于地主仍然掌握着土地的所有权, 所以一旦佃农不能按时交纳租米, 土地就可能被地主转租, 而农民事先交纳顶手钱也便有可能被地主无理剥夺。在这种永佃制下, 由于农民事先已缴纳过高昂货币顶下土地, 且名义上被地主许以可以传给子孙, 因此, 农民被迫接受地主横加不利于己的租佃要求。本来土地俗有田底田面之称,田面者佃农所有, 田主只有田底而已, 盖与佃农各有其半, 故田主虽易而佃农不易, 佃农或易, 而田主亦不与。有时购田建公署架民屋, 而田价必田主两议而瓜分之, 至少亦十分作四六也。又田中事田主一切不问, 皆佃农任。一般租额也由业佃双方协商解决,秋禾苗不过收三石,少者止一石有余,而私租竟有一石五斗之额, 然此尤虚额, 例以八折算之, 小歉则再减 , 业佃关系是完全可协商解决的。但太平天国起义者来到苏南以前, 恶化的社会状况已经不容许佃农与地主讨价还价。因为这时吴农佃人之田者,十之八九皆所谓租田。特别是鸦片战争后, 中国对外贸易环境恶化, 国内银、钱比率发生变化,银价大昂,纹银一两至一千六百, 且至两千矣。

而交纳政府税收又要以货币支付, 这迫使业主更多强迫佃农交纳货币地租, 并减少实物地租的比例, 所以地租问题在此时的江南最异者, 纳租收钱而不收米, 不收米而故昂其米之价, 必以市价一石二三斗或一石四五斗之钱作一石算, 名曰折价, 即有不得已而收米者, 又别有所谓租斛, 亦必有一石二三斗作一石。当业佃关系正常时, 业主为鼓励佃农还租, 本有所谓让租之例, 所谓收租之期, 自来以十日为限, 三限而止, 头限则让租一斗, 而以租之期, 自来以十月为一限, 三限而止, 头限则让租一斗,依次递降, 所以奖佃农之踊跃者。而在永佃制这种变相束缚佃农于土地上的租佃制度下, 地主惟恐租之有让也, 田禾至十月方登场, 而租限已自七月中始, 及其脱票出粜, 则租限早满, 无毫发让矣。因此, 有常熟佃农悲愤地质问地主: 麦租折价, 各业每石钱二千者, 何得二千四百? 秋来花租每亩钱一千者, 何得至一千二百? 过一期限, 钱每千各业加钱三十者, 何得骤加钱一百? 而且各业新买田产, 招我等立写租札, 每亩索钱五六百, 乃我等意中事, 及于千, 犹可努力支持, 若索至钱二三千一亩, 我辈典衣剥债, 男啼女哭, 谁则知之?太平天国于1853 年定都南京后, 苏南地区的劳动人民除了遭受以上沉重的封建剥削外, 身上又多了一重军捐。常熟在1854 年本来完漕者皆竭蹶, 而征愈紧, 以济燃眉军饷。1 8 5 7 年昭文县的漕粮, 除酌提由海运津外, 其余米石, 奉各完统筹全局, 悉数截留, 抵充大营军饷。这一年由江苏巡抚主议, 苏城各业抽厘房租巡防团练外,再行挨户书捐, 以抵军饷。常昭董事下乡劝民赈一次, 虽殷实亦难应手。名为书捐, 无非借机巧取豪夺自肥。太平天国于1860 年东征前, 江南社会早已风雨飘摇。一方面, 地方绅士面对苛捐杂税, 无可奈何地哀叹正项钱粮, 历年尚岁拖欠, 捐派之款, 岂能一律清完 ; 另一方面, 广大农民特别是佃农的抗租斗争已十分激烈。1853 年农历十二月初四, 金匮三坝桥纠乡抗租滋事。无锡西阳山乡民鸣锣聚众约数千人, 扬言要抢大户。而浙江余姚农民则大胆地突破自发斗争的状态,使自己的抗租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他们组织十八局作为抗租斗争的政治团体, 后来参加了何文庆起义军, 加入了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东征前的江南社会, 在漕弊和租佃剥削加剧这两大社会矛盾的交织下, 呈现出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民众反抗频仍的趋势。但是由于江南地区文化水平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 绅士阶层入仕率也在全国名列前茅, 地主阶级总体的行政素质较高, 因而面对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 这些地主阶级也有意识地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努力, 试图缓解矛盾与压力。但这种努力如杯水车薪, 官府和绅士的精力更多地还是投入到镇压农民反抗上去了。加之江南地区是清朝庭的主要财政提供地, 统治集团不可能放松对这里的社会控制, 这就使江南社会呈现出一种动态的稳定。一方面漕弊和租佃两大社会矛盾仍然无法解决, 另一方面江南地区的统治集团凭借其传统的行政能力, 仍然有效地抑制着社会局势的失控。于是江南社会就留给太平天国起义军两个社会问题: 首先是具有江南地方特色的漕弊问题。这其实是一个地方行政腐败的问题。中国社会在近代以前始终无法解决政治权力垂直下达到地方时的施政问题。漕弊问题便是国家税收因地方包税人专横而造成地方行政腐败的集中体现。太平天国起义军必须通过解决这一问题来验证自己的行政能力。其次, 对于江南地区社会矛盾集中体现的租佃问题, 也需要太平天国起义军加以解决。太平天国起义军占领江南前农民的抗租斗争已经十分激烈, 面对这一问题, 太平天国起义军是选择维护旧的土地所有制, 还是进行深刻的土地关系变革? 这不仅是186 0 年前江南农民所关注的, 也应该是史学家评判太平天国起义军是非功过的一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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