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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各王以互相杀戮告终,是必然之事(下篇)

时间:2016-09-19 17:20:30  来源:南方网  作者:朱从兵

| 朱从兵(作者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历史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专治太平天国史、中国铁路史、中国近代经济史,著有《太平天国文书制度》《太平天国文书制度再研究》《上海小刀会起义与太平天国关系重考》等。)

奠都天京后,东王日益骄横专擅,最终将军政大权收归己有,彻底地改变了太平天国前期领导集团的权力格局。东王集权威胁和损害的不只是北王、翼王,还有可能从根本上动摇天王的威权和地位,由此促成了天、北、翼诛杨同盟,并引爆天京事变。经诛杨、诛韦连串杀戮,天王不再相信异姓王,翼王负气出走,东王集权变成了天王集权。

“虚君”在上 “东、北”相争

当太平军主力抵达长沙时,离萧朝贵挥师攻城已整整一月,清军赢得了时间,增援部队陆续进驻。太平军至18521129日“三次轰城”不克,历时80天,军需粮饷日告短缺。时洪秀全在长沙城外获得美玉,命人制造“天王玉玺”。1129日玉玺制成,他自谓得自天赐,群情振奋,欢呼万岁。次日,太平军撤出长沙,占益阳,克岳州,兵分水陆两路北进,先后得汉阳、汉口,并围困武昌城20天 ,终在1853112日破城。117日,洪、杨等进城,改巡抚署为天王府,杨、韦、石亦分别以藩署、臬署与学政署为王府。

当时石达开有“先行入川,再行回扰”的建议,而洪秀全除了主张“分军镇守江南”外,还有“欲取河南为业”的打算,而结果仍是杨秀清“专意金陵,踞为根本”的主张占了上风。太平军驻武汉不及一月,即顺长江东下,一路势如破竹,39日进逼金陵城外。攻城期间,杨秀清享有军政全权,在他的指挥下,金陵攻城战持续十天,19日城破,太平军取得自金田起义以来空前的大胜利。26日、28日、29日,北王、东王、天王先后入城。洪秀全以两江总督府为天王府,改金陵为天京,太平天国奠都于此。

定都天京初期,太平天国各方面的政制都在变化,领导集团的权力格局有所调整。总体而言,实行的是虚君制下的军师负责制,天王不管事,早期任命的四位军师只剩东王、北王,东王主政事,北王主军事。

杨秀清不识字,他通过东殿丞相所属的东殿簿书来处理繁重的政务文书。从广西向江南进军途中,韦昌辉本来主要负责筹饷和高层内部日常事务,现在掌握了军权。“不管事”的天王对东王、北王所做的这种权力格局调整,当然深具用意。但代天父传言的东王,肯定对此不满,他在不断贬抑天王威权的同时,极力争取对军事的主导权,而北王也在谋求东王的政务权力,由此一度演变成东王、北王共主军务、政务的局面。只是这样分享权力的状况难以持续,北王对天京城防的指挥权一直受到削弱,本应为天王服务的诏书衙,则日渐成为只听命于东王的机构。

北王韦昌辉“小有才”,且“奸诈”,意欲“一切专擅”的东王杨秀清,对他既妒嫉又防范。妒嫉的极端表现就是屡辱其身,而防范的具体做法则是剥夺了北王的军权,让地位稍次的石达开接手,“屡委(翼王)以军事”。

操弄权谋 机关算尽

185312月,石达开从安庆返回天京以后,东王令其参与政务管理,从东王诰谕、告示的承办情况和刑罚实施来看,政务重心亦逐渐集中到翼王身上。1854年,杨秀清曾一度宣称“垂拱而治”或“无为而治”,意在让石达开及其所倚重的夏官正丞相黄玉(石的岳父)放开手脚干,削夺韦昌辉手中的军政权力。北王“则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也就是阳奉阴违,以应对东王之“专擅”。

在不明内情的外人眼中,形成了此时太平天国军政事务是由东王、北王、翼王共同主导的假象。敌对阵营中由曾国藩幕僚张德坚主编的《贼情汇纂》中,便不乏这样的记载,阅史治史者对此应有正确的认识。

当然,迷恋于权力的东王不会对任何人完全放心,军务、政务委于翼王也只是权宜之计,燕王秦日纲成了东王防范翼王的棋子。石达开和黄玉日渐被冷落,反而是东王府六部尚书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得到重用的东殿尚书侯谦芳、李寿春能够参与决策。定都天京后的最初两年,随着军政大权集中到东王手上,东殿六部尚书就是东王管理太平天国军政事务的中枢,侯、李二人的权势甚至凌驾于北王、翼王之上。对于领导集团内部诸王,杨秀清加意防范,而对“群下”,则以两种手段维持安抚:一是“多任心腹,密布私人,逻察群下”;二是“阴察有才能可任者,以恩结之”。

此时,对军政大权集于一身的杨秀清来说,如何继续更好地掌控从前地位资历与己相若的同僚们,就成了他必须考虑的问题。尽管他可利用代天父传言的绝对权威,随时严厉处置潜在的竞争者,但仍须设法做一些至少看上去能服众的安排,才是长久之策。

洪秀全深处内宫,很少过问世俗的权力,似不构成太大威胁,而“失宠”的翼王以及燕王,早就只能听从命令,时而外出,时而调回,不易形成过大的势力。真正令东王担忧的还是颇工心计的北王。韦昌辉贵为军师,在军师负责制之下,本应享有大权。让他留在朝中,他会集结势力,伺机争权;让他外出带兵,又可能招兵买马,尾大不掉——总之是个很大的威胁。到底如何安置,杨秀清曾反复权衡,也有过多次对韦昌辉的试探。

而对在天京地位趋于边缘化的北王来说,只有外出带兵,他才有机会积攒资本,杀个回马枪。直至18566月,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天京之围解除,东王命他统兵赶赴江西战场,主持江西军务,他的机会终于来了。有了军力也有了底气,他才会在稍后天王、东王的较量中,适时地站到天王一边,趁机对东王及其势力大开杀戒。又由此滋生出更大的野心,促使天京事变升级,最后连自己一并葬送。

三王密盟 东王“升天”

太平天国的虚君制不是绝对的,天王洪秀全“奉天命以临民”,其国玺即为天玺,身为一国之君,享万岁尊荣,在天父传言缺位时,其威权不容置疑。尤其在一些重大的场合,天王威权的展示还是很隆重的,军师为臣(只能号称九千岁),在军政事务的决策程序上,最终还要由天王准驳,有时,他也会对自己感兴趣的事务发号施令。因此,东王集权的最后一道障碍依然是天王。

东王对天王采取以下两种手段:一方面,他刻意贬抑天王的威权。到后来,他朝见天王时,立而不跪,反以代天父传言为由,令天王长跪听受,在一些事务的决策上与天王故意唱反调,甚至借故杖罚天王。他还直接干预天王宫廷的内部事务,以天父的意旨确定重大典章制度的变更,竟直接告诫天王“自今以后,兄每事必与胞商酌而后行”。

另一方面,他制造自我神化的舆论和氛围,其出行或入朝,盛陈威仪,摆足威风,声言:“东王为天下万郭军师,大权尽归掌握。”他向参加天国科举的士子们宣称:“四海之内皆东王”。他的东王府号称九重天,诏书衙前的对联直书:“诏出九重天那怕妖魔施毒计,书成一统志岂容狐兔竟横行。”可以说,杨秀清的表现已达到了“威风张扬,不知自忌”的地步。如有合适的机会,他就准备取天王而代之,驾乎其上,使宗教权力和世俗政治权力,都集中到他一人之手。

东王的过度骄横,导致了他在领导集团中的孤立,北王、翼王对其独揽大权积愤难平,对所受的肆意凌辱更是怀恨在心。约在18545月至18566月间,他们曾私下商议诛杨,并将计划密奏天王,请求旨准动手。洪对杨的专横跋扈早就心怀不满,隐然有图杨之意,但此时杨还未从根本上动摇他天王的至高地位,对杨的擅权,他尚能稍忍。因此,他既未对北、翼诛杨计划表示赞成,“口中不肯”,却也不对此蹈天逆罪加以追究和惩罚。这并非意味着天王顾全大局,事实上天王、北王、翼王已结成诛杨的三人同盟,洪秀全只是在等待诛杨的最佳时机而已。

既然各方都在伺机出手,那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就势不可免。有学者以为,东王并未觉察到三人诛杨同盟的存在,其实不然,以东王对诸王防范和对群下“逻察”的严密性来看,他对此危险应当有所察知。不过,在他看来,只要将北、翼两王调离天京,三人同盟即形同瓦解,天王将被孤立,取而代之的时机就会到来。

18566月,太平军继上半年的一系列胜利之后,又攻破江南大营,气势正盛。东王果断采取行动,不再顾虑北王外出可能带来的风险,以巩固胜利成果为名,派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分头前往江西、湖北和丹阳督师。随后,他以“功大”自矜,“令其下皆呼万岁”,不从者皆被杀,以试探天王的反应。此时朝中遍布“东党”,天王与北、翼音讯隔断,感到无力与东王抗衡,唯有静以待变,后发制人。东王见天王没有动怒,自以为时机成熟,遂得寸进尺,在得到清方劲敌向荣(以钦差大臣身份主持江南大营)因兵败而身死的消息后,822,他“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

东王逼封万岁,等于直接挑战天王的威权和地位,也将整个改变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权力结构,这是天王内心无法接受的,双方摊牌,彻底决裂的时候到了。但为了留出应变的时间,洪秀全假意承诺加封,约期923日杨秀清生日时正式晋封其为“万岁”,同时火速密诏北、翼二王起兵勤王。

刚刚遭东王斥责为“帮妖”(即通敌,太平天国惯称清方为“妖”)的秦日纲、陈承火线加入了诛杨同盟。封为佐天侯的陈承在朝中地位仅次于秦日纲,一度得到杨秀清信任,负责天朝文书情报的收发,诛杨密诏由他之手得以顺利地送达在外督师的北、翼、燕三王。身在江西瑞州的北王韦昌辉迅速行动,率亲兵3000人最先于91日赶回天京,92日凌晨围攻东王府,杀死了东王及其妻小,拉开了天京事变的序幕。

皇权迷梦 贻害众生

东王既死,太平天国开国四大军师仅存其一,那就是北王韦昌辉。

韦昌辉开了杀戒,一不做二不休,企图一举消灭所有“东党”势力。他指令部属在天京及外围大肆屠杀,制造白色恐怖,专横过于东王。幕后策动诛杨的洪秀全害怕北王此番滥杀,早晚会危及自身的地位和安全,遂急忙召翼王起兵诛韦靖难。1856926日,石达开赶回天京,他不同意天王诛韦的主张,而是出面劝阻北王。但杀红了眼的韦昌辉不听,反而要挟天王悬赏翼王首级,图谋加害。石达开被迫逃离天京,避走安徽,其全家惨遭北王屠戮。

翼王到安庆后,以为东王复仇相号召,召集部众,组织讨韦军,进扎宁国、芜湖一线,虎视天京。而韦昌辉居然令利智昏,欲取天王而代之,岂料洪秀全绝地反击,以天王身份号令天京军民“围北贼居,尽杀其妻小”,并将韦昌辉首级解至宁国,让石达开验视,请他回京。翼王则提出诛杀参与滥杀的秦日纲和陈承作为回京的条件,得到天王的让步之后,翼王二次回京,1128日秦、陈二人受诛。

备受东王欺压,又亲见北王肆虐的洪秀全,自此不再相信任何异姓王,故回京后的翼王得不到天王信任,没有顺理成章升地为军师,只是被诏擢为通军主将。洪秀全同时升封自己的两位兄长为安、福二王,与翼王共理朝政。石达开受制于平庸猥劣的洪氏兄弟,相互间疑忌日深,他自感壮志难酬,为免重蹈杨、韦被诛的覆辙,遂萌生去意。

185762,翼王再度从天京出走,长江沿岸部属将士纷起响应。尽管天王一再诏请返回,但翼王义无反顾,“竟不复回”。翼王的出走,使天京事变由领导集团的内部分裂,升级为太平天国整体的重大分裂。至此,前期领导集团核心的天、东、西、南、北、翼六王,只余天王孤家寡人,洪秀全所谓“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的提法清楚表明,天京事变后,天王集权成为事实。

诛杨、诛韦与翼王出走,为天京事变的三大焦点。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点,高中级骨干人才在事变中大量丧生,中央军政机器一时难以正常运转,人才危机随之而来,中枢软弱、内轻外重的局面逐渐形成,且长期得不到根本的改变。军事上,大批老将士的丧失严重削弱了太平军的骨干力量,直接导致了太平天国此后的战略退却。天京上游湖北、皖南腹地和江西先后沦陷,湘军兵锋直指皖北,下游又失去溧水、句容、镇江、瓜洲等地,天京再次陷入清军包围。

事变所造成的更深远影响,是它导致了天国将士军民的信仰危机。上帝教的天父代言人被弑,兄弟相残,人们对洪秀全极力宣传的上帝教产生了厌倦和怀疑,文武官员更关心或贪求的,是自己的官爵、地位和享乐,难免各怀异心,各有所图。太平天国中央领导集团勾心斗角,不能形成强有力的中枢控制,导致政局败坏;在其控制的地域里,地方实力派坐大,屡屡与中枢相抗衡,加剧了战略上的分散主义。曾盛极一时的太平天国,虽仍坚持斗争八年之久,但无法避免一步步走向衰落和败亡的命运。

从今天的视角回望,天京事变发生的深层根源在于,出身农民阶级的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等人身上浓重的小私有者的局限性。他们是天然的皇权主义者,也必然是皇权主义思想的受害者或牺牲品,伴随着太平天国运动迅猛发展,领导集团内部权力结构变得愈加复杂,他们无法有效地加以处理。

宗教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权力的纵向传递与横向制衡,权力职能的分工与合作,以及权力的实际运作与代位继承等,都需要有合理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远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国门乍开、民智未萌的时代,要完成这一系列构建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承担的繁重政治任务,显然超出了洪、杨等人的思想水准和管治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天京事变的发生是必然的,而太平天国的最终失败也是必然的。此结论不影响我们对太平天国历史意义和历史作用的正面评价,也不会成为某些人妖魔化太平天国的藉口。

历史的悲剧性,更能彰显理性的力量。我想,这是160年后再回顾那场扑朔迷离、血雨腥风的重大事变时,我们所应秉持的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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