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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及其发展(2)

时间:2018-06-17 16:30:51  来源:互联网  作者:王庆成

1843年洪秀全最后一次应试落第以后,阅读了梁发的《劝世良言》,这是他接触基督教的开始。关于洪秀全同基督教的最初接触,曾有研究者强调郭士立(K.F.A.Gützlaff)的作用。郭士立是普鲁士传教士,1831年来华,曾参与英国侵华活动。《南京条约》签订后,1844年,他在香港建立了一个中国人的宗教团体,名叫\"汉会\",利用\"汉会\"成员深入内地传教,散发《圣经》和其他宗教宣传品。(参见E.P.BoardmanChristian Influenceupon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 Re-bellion43页,1952。)到1850年,郭士立的\"汉会\"所散发的《圣经》已遍及除甘肃以外的中国所有各省。(参K.S.LatouretteAHistoryofChristianMissionsinChina253页,1929。)

由于郭士立在19世纪40年代这种广泛的活动,因而关于郭士立同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关系,早在太平天国革命初起时就有许多传闻。如罗孝全(I.J.Roberts)在1852年的一篇报道中提到:\"有人谓郭士笠先生的一位信徒已投入军中,但吾未想到此即洪秀全氏,更不以为其人已为革命领袖。\"(《洪秀全革命之真相》,见《太平天国》,第6册,824页。)英国公使文翰1853年春访问天京后的报告中说,太平天国\"所习者确系故郭士笠博士之团体所印行之传道小册子\"(《英国政府蓝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见《太平天国》,第6册,896页。)。近人有著作甚至说,洪秀全曾从郭士立学道,正式加入基督教(参见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165页,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0。);冯云山可能曾从郭士立受洗(参见P.Clarke The Coming of Godto Kwangsi1973。)。应该说,关洪秀全以及冯云山本人同郭士立的这种关系,是缺乏可靠根据的。郭士立的\"汉会\"成员或他们的联系者后来有参加\"拜上帝会\"的,郭士立译的《圣经》和写的传道书后来也有传入太平天国的,这是需要另行研究的问题。关于洪秀全同基督教的关系,他接触最早、早期思想所受影响最大的,可以确定,并不是郭士立或郭士立的作品,而是梁发的《劝世良言》。梁发是广东高明县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生,幼年读过村塾,青年时做雕版工人,印刷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等译的《圣经》,后来受洗入教,被立为传教士。

19世纪前半叶,基督教的新旧教派都力图更深地进入中国。一些到中国来的外国传教士,主观动机可能各不相同,客观上却总是配合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梁发同外国传教士关系密切。但他在英国侵略者大量输入鸦片的时期,曾写过一篇《鸦片速改文》,\"劝人戒除吸食鸦片的恶习,语极痛切\"(《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97页。)。从宗教信仰上说,他夹杂有中国传统的佛、道信仰的残余,但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新教教徒,诚挚地迷信基督教的虚幻说教,也可以说他是受毒害的误入歧途者。(梁发有一段话表明了自己的心理状态:\"神天上帝仁爱垂怜世人之极,而凡得知斯大道者,该凛然遵从之矣。而犹有积恶不肯猛然醒悟者……即被拘入地狱之中,永受苦祸矣。若遭着这苦祸者,甚难之至,哀痛之极也。盖世上算为最惨苦之刑罚,亦不能形容万分之一。因地狱的痛苦,没有了期之日。是以在生前不能回头改恶者,不如莫为人,宁可预早自受石磨慢慢磨死,免得死后更要多受几十倍地狱之苦刑也。……今照经书奥义,略述此地狱永罚之大意,余心甚惶恐,下笔竦然,毛骨震动,忽生无限之忧,诚恐亦被自己恶欲所害,恐一时迷惑,复犯罪恶,岂不是将来亦要受此永罚哉!孰能可救之也?\"见《劝世良言》卷二。凡本书以下所引《劝世良言》,均据1832年原刻本的影印本。)《劝世良言》是梁发所写的宣传基督教教义的书,初刊于1832年。全书九卷,包括九种小册子,但也有分为四卷、三卷者。它并不是系统地宣讲《新约全书》、《旧约全书》,而只是在六十几个互不连贯的小节中,摘引《新旧约》的某些片段,加以中国化的敷衍,反复宣传拜上帝、敬耶稣、反对拜偶像邪神和天堂永乐、地狱永苦等教条是一本浅薄的传道书就是这样一本书,对洪秀全却产生了巨大影响洪秀全是1836年在广州应考时得到这本书的(洪秀全在哪一年得到《劝世良言》,是长期有争论的问题。《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引用梁发本人的叙述,称梁发曾于1833年秋广州举行乡试时去贡院向士子散发传道书。有学者根据这一点和梁发于1836-1837年间不在广州而在新加坡,断定洪秀全在广州得到《劝世良言》不是1836年而是1833年。按洪秀全未中秀才,自不可能参加乡试,且洪秀全得到《劝世良言》也不必直接得自梁发。这个问题对本文并不重要,这里不详加讨论。),但当时只略加浏览,未予置意。1843年夏,洪秀全的表兄李敬芳借读后,认为此书内容奇极,大异于中国经书。于是洪秀全细心阅读,产生了更强烈的反应。从此,洪秀全开始拜上帝、敬耶稣、不拜偶像,洪秀全生涯中的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

有一种习惯的看法认为,1843年开始拜上帝,标志着洪秀全从事太平天国革命准备工作的开始。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洪秀全虽然读了《劝世良言》,但并没有接受梁发的宣传,而只是从《劝世良言》中借用了\"上帝\"这个权威,作为宣传革命、组织群众的工具。

对太平天国历史的这种认识是否正确?我们应该以洪秀全读《劝世良言》后的实际活动和言论来作验证。洪秀全和李敬芳读《劝世良言》后,有何作为呢?据洪仁的叙述,洪秀全\"觉得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和永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他们按书中所言,自行施洗;他们向上帝祈祷,答应不拜邪神,不行邪事,遵行天诫;他们以水灌顶,说:\"洗尽罪恶,弃旧新生\";洪秀全并写了一首诗:
    吾侪罪恶实滔天,幸赖耶稣代赎全。
    勿信邪魔遵圣诫,惟崇上帝力心田。
    天堂荣显人宜慕,地狱幽沉我亦怜。
  
及早回头归正果,免将方寸俗情牵。(《太平天国起义记》第四节。)

这是一首道道地地的宗教忏悔诗,没有任何革命的意味。洪秀全、李敬芳都是普通的农村士子,他们有什么\"滔天的罪恶\"?这无非是《劝世良言》所宣传的那一套:人类始祖受了蛇魔诱惑,干犯天律,以至后世之人一脱娘胎就有恶根,迷了本性,不知崇敬上帝,而专去敬拜邪神,犯有大罪,上帝遣爱子耶稣为世人赎罪。这首诗是洪秀全接受了梁发宣传的一个证明。(梁发有一段他如何信拜上帝的\"夫子自道\"。他说,米怜牧师告诉他,世人迷惑于拜偶像,不知拜上帝,大获罪于天条。而敬拜上帝、敬信耶稣赎罪之恩而领受洗礼者,可得诸罪之赦,可获灵魂之救。\"我遂问米先生领受洗礼之意何解?米先生曰:\"洗礼者,以清水一些,洒于头上或身上,内意是洗去人所有罪恶之污,可领圣神风感化其心,令其自领洗礼之后,爱善恨恶,改旧样而为新人之意。\"……我听了米先生讲完各道理毕,复再问曰:\"我如今固知系有罪恶之人,而我之罪恶焉能求得赦呢?\"米先生曰:\"你若诚心敬信耶稣而领受洗礼者,则耶稣所受之苦难而死,如若代你受犯罪恶之刑罚一般,神天上帝看耶稣代赎罪之功劳,亦肯赦你的罪过,算你为神天上帝之良民。\"……于是我……就与米先生揖别,回到小房里静坐,默想道,我是有罪过之人,若不倚赖耶稣代赎罪之功劳,而我的罪过怎能求得神天上帝白白赦免乎?且信耶稣之道理,莫说算为神天上帝之良民,得享死后天堂之福,就是死后不用落地狱受永苦,则侥幸之至矣。\"(见《劝世良言》卷六)洪秀全的忏悔诗与梁发这段自白,没有多少区别。)洪秀全信拜上帝后,首先向他的亲友\"宣讲拜偶像之罪恶及信拜真神上帝之要\",说服了他的父母兄嫂侄辈和彭姓友人等,特别是他的至好冯云山、洪仁同拜上帝,为他们施洗。此时洪秀全又作一诗:
    神天之外更无神,何故愚顽假作真。
    只为本心浑失却,焉能超出在凡尘。
洪仁
亦步原韵和诗一首:
    全能天父是为神,木刻泥团枉认真。
    幸赖耶稣来救世,吾侪及早脱凡尘。(《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五节。)
    洪秀全对亲友的宣传和他们的诗句,完全没有超出《劝世良言》的内容范围。

冯云山、洪仁后来先后成为太平天国革命的重要领导人,洪秀全、冯云山、洪仁三人拜上帝,往往被作为\"拜上帝会\"这个\"革命组织\"的肇始。其实,拜上帝而形成为一个组织,是后来的事,是冯云山在广西紫荆山区做宣传组织工作而创建的。至于洪秀全当时宣传拜上帝,并没有形成组织,更不是发展革命同志。这从他的活动和诗句就看得很清楚。可以补充证明这一点的是,洪秀全最亲密的伙伴洪仁,这时还继续希望中秀才,还正在继续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一直到1849年或1850年。(《洪仁自述》:\"现年四十三岁,广东花县人。自幼读书,至二十八九岁,经考五科不售。\"洪仁二十八、二十九岁为18491850年。又据萧一山引台湾所藏洪仁另一份供词说:\"八岁读书,二十二岁以后训蒙,考过四五届,未曾进学。\")当然,洪秀全不是洪仁,他们两人思想的发展有所不同。但洪秀全在1843年宣传拜上帝时,主要的对象包括了当时正在追求清朝功名的人,这就说明,洪秀全所物色的是信拜上帝的人,而不是反清的革命者。当时洪秀全对《劝世良言》所宣传的教条,并不是出于假意的利用,而是出于真诚的迷信,这可从洪仁所记述的下列几件事得到印证:

洪秀全对《劝世良言》这本书十分珍重。\"他很尊崇此书。如有人欲借读,必严戒其切勿窃自改窜或妄加符号,因为\"里面写着神爷火华之言乃正\"\"

洪秀全热烈地维护书中所宣传的教条。一次,他与一温姓秀才谈论《劝世良言》所载之\"真道\",温秀才不信,并表示要纠正书中的错误。洪秀全大怒,不顾温姓已杀鸡备饭招待,拂袖而去。

洪秀全深为相信书中所宣传的一些神话故事。\"读至洪水泛滥,所多马城之毁灭和末日审判,他们充满了恐怖,不知道这些可怕的灾劫是否还要再来。\"(《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五节。据英文原本校改了译文。)如此等等。这些情况,同洪秀全并不接受《劝世良言》的宣传而仅仅从那里借用了一个\"上帝\"的论断,是格格不入,甚至完全矛盾的。这里需要提到\"反孔\"。太平天国革命具有\"反孔\"的特色,这件事,在中国近代史和思想史上应有分析地给予积极的评价。但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有它的发展过程。以1843年的情况而论,洪秀全拜上帝以后,\"将偶像扫除,并将塾中孔子牌位弃去\"。随后,又将洪仁、冯云山二人\"书塾中之偶像尽行除去\"(《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五节。)。\"弃去\"aba-ndon)而不是什么\"捣毁\"\"砸烂\"。被弃去的同时有其他偶像,包括\"馆中所立孔子、文昌,家中所立灶君、牛猪门户来龙之妖魔\"(洪仁:《洪秀全来历》,见《太平天国》,第2册,690页。),这正说明洪秀全信从了《劝世良言》关于不得拜一切偶像的宣传。《劝世良言》对儒、释、道都有批判,但对儒家留有余地。这对洪秀全、洪仁的思想始终发生影响。洪秀全在1843年弃去孔子牌位,是基于宗教信仰的行动。这一行动同太平天国和洪秀全本人后来的反孔斗争是有联系的,可以说,它是洪秀全思想异端的开始,但不是反清革命的标志。 洪秀全并不是作为一般的宗教皈依者而接受了《劝世良言》的宣传。他认为,他通过这本奇书而受到了上帝的启示,担负着宣传拜上帝、斥偶像以救世的使命。洪秀全所以产生这种奇特的自我认识,从个人的根源来说,是同他1837年卧病时的异梦异象密切相关的。他在1836年得《劝世良言》时曾大略浏览其内容。他在异梦异象中所见的一些人物、事件,可能就是他在浏览此书时关于神天上帝、耶稣、天堂、地狱这些片断含糊的印象的再现。他把病中的这种幻象同幻象所由产生的本源--《劝世良言》对照比附,因而错误地\"大觉大悟,如梦初醒\",认为自己的灵魂曾经升天,见过上帝,\"确信梦象与全书均为真理,而他自己确为上帝所派以拯救天下--即中国,以使回到敬拜真神上帝之路者\"(《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五节。)。太平天国后来出版的《太平天日》说,洪秀全\"将此书所说反复细勘,因想起天酉年(即丁酉年,1837)升天及下天所见所为之情,一一与此书所说互相印证,若合符节。……主此时如梦初觉\"(《太平天国》,第2册,642页。)。异梦异象是一种虚幻的经验,但在生长于落后愚昧的社会而又对科场绝望的洪秀全身上,虚幻的经验产生了实际作用,他由此而确信自己是传布上帝真理的使者。 这里可以附带讨论洪秀全的\"斩妖剑\"和诗。据《太平天国起义记》,洪秀全于1843年开始信拜上帝并与洪仁等写忏悔诗的同时,又同李敬芳继续研究《劝世良言》,制\"斩妖剑\"两柄,各佩其一,并且同声朗诵\"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五节。)这一首诗。\"手持三尺定山河\"云云,是不是一首\"反诗\",表示要实行反清武装起义?这需要联系当时洪秀全的救主意识来理解。洪秀全把自己梦幻中的经验同《劝世良言》对照联系起来,以为自己就是上帝的使者,担负着扫除魔鬼妖邪使中国重归上帝真道、实现天下太平的任务。这首诗可以理解为在表达这种宗教救世的旨向。对诗中\"东南西北敦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等句,解诗者如果不受洪秀全后来实行了政治革命这一事实的影响,那么,可以认为诗句只是说上帝的真道要普及全世界。至于手持三尺剑这一武装形象,与这种旨向也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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